美发店换了一个又一个老板

杭州女律师耗时一年多，揭开冰山一角

2018年10月，何女士所住小区门口的那家美容美发店出事了。这家店是2017年11月份前后才开的，是在上一家美容美发店的基础上新开的。经营不到一年，店里员工突然又换了新面孔，老板也换了。小区业主们想找当初办理充值的老员工退还充值卡里的钱，但对方解释，老店经营不善，钱都亏掉了。

想退钱维权的消费者至少有16位，最多的一位卡里充了7万多元，少的也有几千元，涉及金额有20多万。怎么办?小区里好像有位女律师，找她问问。

起初，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黎虹也认为，这点事启动诉讼维权，成本太高，建议求助者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或者找媒体维权。经过多方协调维权，那家店同意充值卡内的余额还能继续使用。但顾客很快又发现，如果按照新店给出的消费规则，他们之前充值卡里的钱全都贬值了。

会不会这就是一个骗局?

李黎虹心生疑问，开始对类似案例进行深入调查。她走访了杭州十几家类似美容美发店后发现，美容美发店换老板，也许不止经营不善这么简单，很可能是通过这种方法恶意圈钱敛财。

律师调查发现

有关联的美容美发店至少有16家

李黎虹在网上和相关系统里查了查这家美容美发店，发现事情不简单。

这家店所在的地址，在工商登记上的却是另外一家美容美发店;这家店登记的地址，则在另外一个区。不仅如此，当时顾客充值的收款主体，是第三方企业，也是一家美容美发店。

听起来有点绕，简单地说就是：A是在工商注册登记的名称，B是店面招牌，收款方却是C。

这三家店有没有什么关联?一查，让她大吃一惊。

李黎虹通过网络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等平台，通过法院调查协助函向市场监管局调取企业内档信息，又通过查询相关企业法定代表人，结果牵出了更多企业。

与上述三家企业和企业股东有关联的美容美发店至少有16家!遍布杭州市下城、拱墅、上城、西湖、江干、萧山、滨江等区。许多门店都带有一个“尚”字，而且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之间相互都有关联。

为了进一步排查核实，李黎虹整理了一份登记信息表，花了一个多星期，把这些关联的门店都跑了一遍。她发现“挂羊头卖狗肉”的情况普遍存在，好几家店注册登记的名字是A，但到注册地一看，店名却是另一个名字。

另外，她走访调查的这些美容美发店，截止到调查之日，涉及“跑路”的至少有4家，并由此引发过相关的投诉或诉讼，部分店铺还因涉嫌价格违法、非法行医以及消费投诉举报等被行政机关查处过。

打官司维权

一路遇到重重困难

对于这次调查结果，李黎虹产生了一个猜测：这些美容美发店是以发展客户并鼓动他们大额充值预付款为目的，继而通过停业、转让等手段“跑路”，大肆侵吞巨额资金，最后再异地开店，重新寻觅客户充值。

听到调查结果后，充值了两万多元的何女士坚持要将这三家相关联的企业和法人都诉诸法庭，但打官司过程却一波多折。

“当时我建议消费者：第一，要将关联公司和法定代表人都作为被告;第二，主张涉事企业有主观恶意，存在诈骗行为，提出惩罚性赔偿，也就是要退一赔三;第三，由两三名金额较大的消费者先共同起诉，同时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如果有财产能够保全，一方面破除了店家没有钱退款的谎言，另一方面是为了整体考虑，希望保全到的金额能覆盖消费者维权金额。”

但现实是，很多消费者觉得打官司太过麻烦，都持观望态度，“都想让别人先试一试，而且觉得能拿回钱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不想折腾。”

在李黎虹的分析和建议之下，何女士决定将3家企业以及3名法人代表都列为被告。2018年11月，何女士和另外一名消费者到法院提交诉状，可刚开了个头就遇到了问题。

“一个服务合同纠纷，却涉及6个被告，而且把3个法人代表列为被告，首先需要这些被告个人身份信息。”于是，何女士只能向法院申请调查函，然后到派出所调取自然人被告的身份信息。

另外一个消费者发现刚起诉就这么麻烦，很快打了退堂鼓。

何女士拿到被告身份信息后，再次到法院立案，立案庭法官认为6个被告有错误，不予立案，要求补正。经多次沟通，立案庭法官最终同意将其中一家公司作为被告，另外两家公司作为第三人，3名法定代表人不能作为被告。何女士只能听从法院建议。但是，立了的案件，又被移送到了另一个区的法院。一来一回，仅立案就耗费了几个月。

李黎虹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决定直接介入案件维权，正式接受代理。

2019年5月第一次开庭前，李黎虹重新整理了证据材料，将3家公司和3名法定代表人作为共同被告，向法院正式提出追加被告的申请。经过多次沟通，法院终于同意将上述6个主体作为共同被告。

李黎虹坦言，有相熟的法官也和她诉苦过，“法官自己也被这样的美容美发店坑过，最终没精力去追究。”

第一次开庭，被告没有到庭。法院另行安排了开庭时间，那是在几个月后的12月份了。

官司打赢

但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

为了这起案子，李黎虹动用了律所一年一个的免费代理诉讼名额，免费公益代理。“不然何女士一共充值了2万多元，哪怕最后胜诉赔到，大部分都要付给律师了。”

在法院正式立案后，涉事美容美发店的态度就有了极大转变。

“一开始他们很是无所谓的，就说没钱，余额退不了。后来法院立案了，他们就多次来沟通，希望能私下调解，但是调解金额不尽如人意，难以全部退回。”李黎虹说。何女士坚持要起诉到底，“不仅仅是几万块钱的事情，而是涉事美发店恶意性太强，我们想弄清楚背后到底有什么猫腻，也想给更多的消费者提个醒。”

第二次开庭，被安排在了2019年12月25日，距离何女士开始维权已经过去一年多。法院开庭审理，庭后主持调解。因为多种原因，何女士最终同意调解，被告向她退款23356元并赔偿损失7644元。

“虽然钱不多，但赔偿损失还是蛮少见的。我查了一下，其他合同纠纷调解好像都没有这样的赔偿款。”李黎虹坦言，因为各种原因，这个案件留有遗憾，很多问题还未调查清楚，自己收集的一些材料可能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比如每次美容美发店收款，用的二维码并不是对公账户，最终钱款打向了哪里?这个账户的主人会不会就是幕后操纵者?这些我们是没有权限查看的，也许只有公安介入调查才能解开谜团。”

如此“盈利模式”

背后可能有一个高智商团队

李黎虹想通过自己代理的这起案子，给消费者提个醒：选择预付式消费并充值时，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要进了别人的圈套。“出事后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是一个又漫长又艰难的过程，普通人要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

李黎虹说，美容美发店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所以频频复制“盈利模式”。“这样的事一定不是单人能够完成的，背后必然有一个团队，而且这个团队很懂法律的漏洞和现状，是一个高智商团体在有规划地运作圈钱。”

在采访李黎虹后，记者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查询，输入关键词“美容美发”，发现仅在2020年，浙江就有相关合同纠纷案48件，涉及义乌、普陀、上虞等多座城市，其中半数以上与充值有关。

其中有一种，是消费者以“诚意金”的方式换取美容美发店的服务，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服务，就能拿回所付的“诚意金”。美容美发店会以美容师人手不足、员工休假、美容店装修等多种理由拖延服务，直至店面倒闭，消费者的“诚意金”最终打了水漂。(记者 朱丽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