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本是一名普通的农家女娃。来青岛某工厂打工时，因一次事故，她失去了左手的4根手指。在沉沦一段时间后，她选择了坚强，通过几年的打拼，闯出了属于她的一片天地。深知残疾人不幸与痛苦的她，在事业有成后，选择用自己的爱心去帮助成年的智力障碍残疾人，教他们学习技能，提供工作机会，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经过几年坚持不懈地艰苦付出，送来让她帮扶的十八岁至四十多岁的智力障碍残疾人已经有136名，这些被她昵称为“喜憨儿”的智力障碍残疾人都叫她“崔妈妈”……在12月3日世界残疾人日到来之际，记者来到“青岛市市北区春雨残疾人辅助性就业中心”（简称“春雨中心”），见到了被称为“崔妈妈”的崔永兰女士，亲身感受到了她与那些“喜憨儿”之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感情。

崔妈妈带着孩子上央视

她一进门，“喜憨儿”们喊着妈妈围住她

(资料图片)

11月1日下午，记者来到春雨中心时，崔永兰外出办事还没回来。跟着中心的杨老师来到日间照料室，里面有十几个看上去年龄不大的孩子，正围坐在一张桌子边学习技能。见到有人进来，他们笑着向我们问好。一名高个男孩带着憨憨的笑容，走到记者身前，伸出手说道：“叔叔你好，我叫赵小春（化名），我们什么时候能再坐车出去玩啊？”记者笑着与他握手，正想着怎么回答时，旁边的杨老师说道：“别着急，等天不那么冷了，我们就出去玩。”得到满意答案的赵小春笑得更加灿烂，开心地走回自己的座位。其他的孩子们听到后，也都高兴地拍起手来。走出日间照料室，杨老师介绍道：“这些孩子年龄在十八到二十岁之间，是刚刚送到中心的。虽然他们到了成年人年龄，但智力只能达到五六岁孩子的水平，因此哪怕是穿线这种简单的技能，他们也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掌握。这间教室就是培养他们基本技能的，以便之后帮助他们就业。”

崔妈妈和喜憨儿们

听着杨老师的介绍，我们又来到了辅助就业室。这里的孩子更多，大概有三十多个，正在认真地做着自己的工作。见到有人进来，他们同样热情地打了招呼，然后继续手中的工作。他们分成不同的小组，有的折纸盒，有的给包装袋穿线，有的将物品固定在硬纸上……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固定的工作。就在记者边听杨老师介绍边参观时，突然一个男孩站了起来，兴奋地喊道：“崔妈妈！”接着“崔妈妈”的喊声此起彼伏，越来越多的孩子站起来，向门口走去。只见崔永兰正快步走进教室，见到记者后，并没有马上过来打招呼，而是带着亲切的笑容走向孩子们。“崔妈妈，我今天折的盒子没有破的。”“我今天穿绳没穿错。”“你看我放的东西掉不下来。”孩子们围着崔永兰，争先恐后地说道。崔永兰则挨个鼓励着，不停地向他们竖起大拇指。得到“崔妈妈”的表扬后，孩子们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各自的岗位，带着笑容继续工作。看着眼前的这一切，记者被崔永兰身上散发出来的温暖、亲和所感动。

崔妈妈与喜憨儿

一场事故失去4根手指，却没有失去她的爱情

“这些孩子比较特殊，他们更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可和鼓励，所以刚才没有先和你打招呼，不好意思。”来到办公室崔永兰抱歉地说道。看到记者的目光正看向自己的左手，崔永兰大方地把左手伸了过来，只见小拇指和中指基本上齐根断掉，无名指只剩一半，食指严重变形弯曲。“当时手术不是很成功，只接上了食指。虽然也没有接好，基本已经坏死，但有了它，至少我还能包饺子。”崔永兰开朗地笑着说。因为她的豁达，记者又一次被感动。而接下来她命运多舛的经历，则深深地震撼着记者。

崔永兰是山东日照东邵疃土生土长的农家女娃，家中姊妹三个，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她最小。当时的生活环境十分艰苦，虽是老小，但她身上没有任何的娇气和任性。她的父亲是一位铁匠，从小崔永兰和哥哥就跟着父亲走南闯北赶大集。每天很早起床，急匆匆走上两个钟头赶到集市，然后和泥、安炉条、垒炉灶，根据赶集农民的不同要求现场打制不同的农具。她拉着风箱，父亲掌钳，哥哥打铁。每天忙碌的打铁生活，让坚韧深深刻进崔永兰骨子里。

喜憨儿们做公益

当时的命运对崔永兰似乎并不友好，在她上初中时，就给了她一次生死考验。有次她到村里的井台打水，由于井台发滑，一失足她连人带木桶掉进了离地面三米多的深井里。正是开春季节，井水冷彻刺骨，无论她在井下怎么大声呼喊，周围没有一人回应。虽然崔永兰全身湿透，上牙打着下牙不停地打哆嗦，但凭着骨子里的坚韧，她没有放弃，硬是用双手抠挖着井边的石头，手脚并用，一寸一寸地爬出了深井，逃离了死亡。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按道理经过这次死里逃生，今后的生活应该会变得顺利，可让崔永兰没想到的，厄运还是再一次降临到她。

当时农村的生活条件不好，父母虽日夜辛劳，可家里仍不宽裕。看着累出一身病的父母，崔永兰心疼坏了，她决定出去打工，为家里挣钱。1989年，18岁的崔永兰来到青岛，找了一家印刷厂工作。刚开始她技术不熟练，月薪只有70元。为了尽快熟练，她一面虚心地向老师傅请教，一面用所有的业余时间刻苦练习。凭着骨子里那股坚韧，崔永兰逐渐掌握了裁切、检字、排版、印刷、质检到最后打包的全套技能，一跃成为全厂的技术骨干，月薪也涨到了1200元，并被任命为车间主任。1996年3月，经别人介绍，她认识了在某国企担任中层的杨先生。两人一见钟情，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工作和爱情的双丰收，让崔永兰感到满满的幸福。

崔妈妈与喜憨儿

1996年4月的一天，担任车间主任的崔永兰得知一名工人请假，为了赶订单工期，她主动替工人上扒页机工作。万万没想到的是，机器出了大故障，将她的左手手指一下子全部吃进了机器里，四个手指挤压在机器的缝隙间，顿时被挤压得血肉模糊，鲜血染红了半个机器。看着自己血肉模糊且已经变形的手，一向性格坚强的崔永兰感觉天塌下来了。

第一次手术出院后，崔永兰想到自己的初恋杨先生，觉得让一个大企业的中层和自己这个残疾人结合太不公平。虽然她心里深爱着杨先生，但还是做出了忍痛割爱的决定，她宁肯自己遭受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也不能连累杨先生。出院之后她一直拒绝和杨先生见面，并给他写信提出正式分手。接下来的日子里，崔永兰整日以泪洗面，人也消瘦了二十几斤。让崔永兰没想到的是，她深爱着的杨先生并没有放弃她，用一句“我绝不会离开你！”回应了崔永兰提出的分手要求后，杨先生悉心的照顾起她的生活，并耐心地对她进行开导，还买来很多书供崔永兰阅读。爱人的不离不弃，让崔永兰渐渐走出阴霾，骨子里的坚韧也被激发出来。她不再自暴自弃，开始积极地面对现实。1998年，崔永兰和杨先生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组成了幸福的家庭。“我还是要感谢上天，虽然夺去了我的4根手指，却没有夺走我的爱情。”崔永兰满脸幸福地说道。

创业成功后，她选择帮扶智力障碍残疾人

崔永兰用了近3年的时间，彻底走出了左手伤残的阴影，1999年她重新回到了之前的印刷厂工作。由于左手手指的筋骨都严重萎缩变形，已看不出手掌的原来形状，她不能再回车间，转职做业务外联工作。凭借骨子里的坚韧和不怕吃苦的精神，她的业绩很快成为厂里的第一名，一年的业务提成收入达到了十万余元。可生活好像总爱和她开玩笑，就在崔永兰适应了新岗位，准备再上一层楼时，工厂老板突然去世，家里的亲戚改变经营内容，将工厂关闭了，崔永兰就这样失业了。

喜憨儿们去鸟巢

对于吃了太多生活的苦的崔永兰来说，失业的打击根本不算什么。她和丈夫杨先生商量后，决定自己创业。之前在印刷厂打工期间，凭着她的真挚和诚恳，接触过的客户无不对她赞誉有加，她决定成立自己的印刷厂。她从小门头做起，靠着几台旧设备和几名有经验的员工，凭着她的质量保证和信用，使印刷厂很快立足了脚跟。为节约资金，印刷厂搬了四次家，虽然辛苦，但节约了厂房租赁费用，工厂的经济效益也日渐提高。随着印刷厂在行内口碑的提升，业务一天天多了起来，崔永兰见时机成熟，又购进一批印刷设备，同时招聘一批聋哑残疾人进厂，设备、人手的增加，让工厂的发展蒸蒸日上。看着崔永兰没白没黑的为工厂辛苦操劳，丈夫杨先生不忍心了，他毅然辞掉自己在大企业中层的职务，帮扶着妻子共同经营起印刷厂。在夫妻的共同努力下，终于闯出了属于他们的一片天地。

工作中的喜憨儿

2014年，在残联组织的一次“残疾人就业招聘会”上，崔永兰了解到社会上有一批智力障碍残疾人。他们虽然到了成年人年龄，但智力只能达到五六岁孩子的水平。他们的父母知道自己的孩子想要就业简直是天方夜谭，只能几十年陪伴在孩子身边，虽是悉心照料，背后却是苦不堪言，因为他们看不到未来。身患残疾的崔永兰深知残疾人自身所遭受的不幸与痛苦，她决定要找到一种方法，用自己的方式为智障残疾人找到就业的机会，赢得社会的尊重。“我当时就决定，一定要通过事实改变人们对智障残疾人‘一辈子都是废人’的社会偏见！”崔永兰介绍道。

2014年12月，崔永兰创立了“青岛市市北区春雨残疾人辅助性就业中心”。在此之前她对智障残疾人做了多方了解，也对这件事的难度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真正实施后，她才发现实际情况要比想象中困难太多。

喜憨儿们去炮台山

第一批送来春雨中心帮扶的，是三十位年龄在十八岁至四十岁的智力障碍残疾人。崔永兰依据国家对智力障碍残疾人划分的级别标准以及他们的实际适应能力教他们相应的工作技能。她安排二级智力障碍青年给纸提袋穿绳，三级智力障碍青年折纸袋，四级智力障碍青年给纸袋刷浆糊。可这些看似极简单的手工操作，对他们来说就像是在爬一座大山。你讲了无数遍，他们依然记不住，操作起来就更是一塌糊涂。崔永兰并不气馁，她亲自上阵，和几个有耐心、有亲和力的老师一起，手把手地“单兵教练”。可问题又出现了，智力障碍残疾人都会犯一个通病，他们的耐心有一定限度，对反复操作同一个动作极容易出现焦躁不安的情绪。

二十八岁的刘小春（化名）在车间里折纸袋时，因连连失败，他就在车间里大发雷霆，将未折叠的纸袋一个接着一个撕得粉碎；另一个三十岁的徐小春（化名）在指导女老师教他穿线时，突然暴怒，动手打了女老师……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让崔永兰有点焦头烂额，但骨子里的倔劲儿让她没有放弃他们。她和老师们不断的尝试新的方法，在和学员的交往中，她发现智障残疾人由于长期受到别人的歧视，往往都非常自卑，但内心是非常希望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和鼓励。崔永兰见他们脸上总是挂着憨憨的笑。就给他们起了昵称——“喜憨儿”，在平时的练习时，只要有一点点进步，老师们就给出十分的称赞和鼓励。而这些得到表扬后，都会异常开心，脾气也没有那么暴躁了，也开始愿意学技能了。在提高“喜憨儿”生产技能的同时，崔永兰还带他们参加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增强“喜憨儿”的社会参与感，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尊严。崔永兰的真情付出，让春雨中心的“喜憨儿”感到了家的温暖，渐渐的他们都开始叫她“崔妈妈”。虽然这些人中有的已经四十多岁了，但崔永兰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个称号。“第一次听到他们喊我‘崔妈妈’，我激动地都哭出声来了。”崔永兰不好意思地说道。

喜憨儿展示作品

找到了正确的教学方法，春雨中心的“喜憨儿”渐渐地掌握了工作技能。崔永兰给他们提供了各自适合的工作，按月给他们开工资，并给他们投了劳动保险。在春雨中心上班，大家的情况基本差不多，崔妈妈和老师们每天笑脸相迎，“喜憨儿”再也不用担心被别人挖苦取笑，他们慢慢不再自卑，变得开朗自信起来。“记得第一次他们将自己的工资带回家交给父母后，那天晚上，我的手机基本就没断过，几乎所有孩子的家长都给我打来电话表示感谢。他们大都带着哭腔表示不敢相信，没想到自己的孩子也能自食其力了，这可解决了他们家庭几十年束手无策的孩子问题。”崔永兰回忆着说道。

解决了“喜憨儿”就业问题，该要解决养老问题了

八年间不断地探索和实践，使崔永兰趟出了一条帮助智力障碍青年就业的成功之路。现在“春雨中心”安排前来学习和就业的“喜憨儿”已达一百三十六人，这就意味着为一百三十六个智力障碍青年家庭解决了几十年束手无策的“孩子难题”。回想这八年，有艰辛，有委屈，但更多的是肯定和支持。

平日与“喜憨儿”朝夕相处，让崔永兰深深体会到，针对他们的教育和管理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有的“喜憨儿”平日下班后坐公交车回家，坐过站是常有的事儿，家里人来电话追问：孩子为什么还没回家？崔永兰就会马上放下手头的事，赶快出门四处找孩子。有的“喜憨儿”会拉裤子尿裤子里了，崔永兰和老师们就像妈妈一样耐心给他们处理干净直，并给他们换上干净衣服。有的“喜憨儿”容易出现脾气暴躁情况，经常因为在下班路上与他人动手打架被110带走，当警察询问家人联系方式时，他们都会说“崔妈妈”的电话，崔永兰曾被很多派出所叫过去领人，与警察讲明情况后，再耐心给“喜憨儿”讲道理，最后把他们送回家中。“对这些事我已经习以为常了，既然做了他们的‘崔妈妈’，我就有责任照顾好他们。”崔永兰坚定地说道。

喜憨儿在表演

每天处理“喜憨儿”的各种事情很辛苦，但崔永兰并不觉得委屈，使她感到委屈的是别人的不理解。曾有些不了解实情的人指责“春雨中心”是“利用残疾人挣钱”，听到这些误解，要强的崔永兰不做过多解释，只是默默地把帮扶“喜憨儿”就业的事做得更好。心里的委屈只有带回家里，在丈夫杨先生的怀里哭得稀里哗啦时倾诉出来。

随着崔永兰和工作人员们坚持不懈地真情付出，“春雨中心”的“喜憨儿”都从过去的悲观情绪中走了出来，变成充满自信的阳光青年。这让越来越多有“喜憨儿”的家庭，把孩子交到“春雨中心”，希望能给自己的孩子一个未来。“喜憨儿”越来越多，原来中心的办公地点已经快满足不了“喜憨儿”就业的需求了，崔永兰开始四处寻找合适的办公地点。而“春雨中心”这些年所做的事，得到了市、区残联领导的肯定和支持，他们的主动帮崔永兰联系、协调相关街道办事处，在各方人士的帮助下，“春雨中心”终于在今年搬进了现在的这个办公地点。这里不仅有宽敞的培训教室、工作车间，崔永兰还为“喜憨儿”建了康复理疗中心、干净整洁的食堂、各种兴趣特长培训教室、心理咨询辅导工作室等等。

工作中的喜憨儿

“春雨中心”能有现在的发展，跟社会各界的帮助是离不开的。青岛市、区两级残联一直做着“春雨中心”的坚强后盾，社会志愿者团队常年主动为“春雨中心”做着各种服务，爱心企业的领导和职工经常前来送米、送面、送油、送慰问品，一些外贸、食品、包装企业主动拿订单到“春雨”加工……“正是有这么多爱心人士的帮助，‘春雨中心’才能帮那么多的‘喜憨儿’解决就业问题，真的非常感谢提供帮助的所有人。”崔永兰感慨地说道。

今年年初时，一位大龄“喜憨儿”的父亲找到了崔永兰，告诉她自己被诊断得了癌症。接下来他说出了很多大龄“喜憨儿”家长们都有得担心，他说：“我和老伴年龄都挺大了，闭上眼也放不下我那智力残疾的孩子，他的年龄也大了，我们只希望能死在他的后面，哪怕比他多活一天也好。”这位父亲的话让崔永兰久久不能平静，她深深地体会到家长们为自己的“喜憨儿”养老问题的担忧。这还让她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2019年崔永兰受中央电视台“向幸福出发”节目组邀请，做了一期节目介绍了“春雨中心”。节目播出后，崔永兰接到了全国各地很多家长的电话，希望能将自家的“喜憨儿”送到“春雨中心”来。可当时中心的条件有限，只能接收青岛本市的“喜憨儿”，崔永兰只好婉拒了他们的请求，他们失望的语气曾让崔永兰心里感到刺痛。

崔永兰把两件事结合到一起思考后，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目前“春雨中心”的条件，只能为“喜憨儿”提供辅助就业，不能提供生活帮扶。能不能寻找一个合适的、面积足够的地方，建一个“喜憨儿小镇”，为“喜憨儿”提供吃、住、工作等全方位的帮扶，这样既可以让大龄“喜憨儿”的家人放心孩子的养老问题，也可以接纳更多外地需要帮扶的“喜憨儿”。有想法就努力去做，崔永兰马上开始为她的这个梦想东奔西走起来。“目前事情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地方已经基本确定，接下来就要考虑下一步的一些细节问题了。我希望我的梦想能早日实现，能给更多的‘喜憨儿’及其家庭带去希望。”崔永兰向记者介绍道：“我们的‘喜憨儿’经过培训，能够做简单的、重复的手工活，如果有爱心企业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交给‘喜憨儿’去做。12月3日是世界残疾人日，我知道我一个人的力量很有限，在此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爱残疾朋友，理解他们真正的愿望与渴求的生活，尊重他们身为一个自由人的权利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