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半岛全媒体特派首席记者　王永端　

刘春英本是军医和护士的女儿,为了全国的解放事业,父母上战场前,将在襁褓中的她留在了乳山,11个月时被胶东育儿所接收。自此,她与父母之间成为永别。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没有被亲生父母认领的刘春英,后来被养父母从育儿所带到烟台海阳市,并在养父母家长大和嫁人。直到67岁那年,刘春英才获知自己的父母是原胶东军区的军医和护士。如今,已经74岁的刘春英期待找到亲生父母安身之处。

推动此次寻根计划的山东艺术学院教授常秀芹说,只要各方都去努力,相关部门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和途径帮他们找寻,相信刘春英以及青岛的于致荣、淄博的刘云明、烟台的李丽惠和威海的冷传杰,会有找到亲人的可能。

爸爸在前方,妈妈工作忙

这个夏天,烟台海阳市的高温已达35℃,已经74岁的刘春英老人,打开室内的前后窗,坐在室内看电视。

老人说,早些年的夏天只能在家里摇蒲扇,不然室内会有蚊子,现在有了防蚊蝇的窗纱,屋子里进不了蚊蝇,与之前相比,日子好多了。

“在这个小院里生活很多年了。”刘春英告诉前来为她采集寻根信息的乳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

刘春英6岁那年,从胶东育儿所来到了这个村子生活,之后在村子里长大、嫁人和生活。而胶东育儿所的生活,至今仍留在刘春英的记忆里。

“在胶东育儿所,每天下午4点半,我们要到游乐场去玩。”刘春英说,每天午睡起床,要洗脸洗手,之后自觉排队,喊着“一、二、三、四”,完全是个部队的样子。之后,幼儿园的阿姨们再带着他们去河边游戏。

游戏有多种方式。有扮演八路军的,还有扮演鬼子的,这些孩子们嘴里发出“轰轰轰”的炮声和“嗒嗒嗒”的机枪声,甚至小朋友之间还喊着“别让他跑了,捉活的”。

在育儿所,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脸盆和毛巾。每次吃饭,都要洗手。洗完了,要把脸盆和毛巾放在原处,还要放整齐,之后拿个小板凳坐下,每个桌子上通常坐8个人。

在刘春英的记忆里,每个孩子吃饭都有两个碗,这两个碗一个盛菜一个盛饭,还有一把小勺子。当阿姨把饭放在他们的桌子上,孩子们开始唱歌:“一、二,爸爸在前方,妈妈工作忙,我在育儿所,唱歌跳舞。”

1946年7月26日《大众日报》第4版对当时胶东育儿所乳儿的生活记载:(乳儿)吃饭都有一定数量,多一点不吃。有些新职员初来,不懂,多给他饭,他(乳儿)就会说:“我不要了,吃多了,怕有病。”饭后每人喝一小碗白水。吃饭时相互监督,节约,不浪费,如果有的不愿吃、糟蹋东西,别的孩子会报告,掉渣渣也报告:“大姨,他不爱惜东西,撒饭了。”这样,大家批评他。有一次,我看他们吃饭,东海掉一块馒头渣在桌子上,戈峰说:“大姨,东海糟蹋粮食。”东海马上拾起来。

育儿所里的这些良好习惯,伴随了刘春英老人终身。老人一生勤俭节约,院落和室内收拾得干干净净。

腼腆的乳儿到农村

刘春英说,在胶东育儿所,育儿所的阿姨和叔叔们喊她“云光”,云光是她在育儿所的名字。

和育儿所里的一千多名乳儿一样,幼小的云光尽管吃饭时都会唱“爸爸在前方,妈妈工作忙”,但当时她的小脑袋里“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爸爸妈妈”。

“育儿所里全是阿姨和叔叔,根本就不知道。”刘春英说,“直到六七岁才知道什么是爸爸妈妈。”

她六七岁时,全国已经解放了,朝夕相处的孩子们纷纷被从战场上归来的父母们接走。照顾他们的阿姨和叔叔们就对某个孩子说:“你爸爸妈妈来接你了”,此时的刘春英才知道“每个育儿所的孩子,原来是有爸爸妈妈的”。

到1955年5月,整个育儿所仅剩了云光等9个孩子没有父母接走。不过,过了一段时间,阿姨对云光说,她的“爸爸来接你了”。

“我是个不太爱说话的孩子,但听到这话,内心里非常高兴。”刘春英说,于是按照育儿所的安排,她跟着“爸爸”坐了很久的车,才从育儿所来到了一个她有些陌生也不知名字的地方。

“这里是个农村。”刘春英说,“农村的生活环境远没有育儿所里好。”刘春英到的这个村子,就是如今的烟台海阳市大闫家村。

尽管条件不好,但与当地其它家庭相比,刘春英的“爸爸妈妈”家能时常有肉有馒头吃,因为她的“爸爸”在一个肉制品厂工作。

刘春英说,在这个家庭中,“爸妈”对她挺好,但之后,这个家庭发生了变故,“妈妈”离开人世后,邻居对她的继母谈及她时,被她听见了。

“当时邻居对我继母说‘你家要的这个小姑娘真好’。”刘春英说,“这话被我听见了,我曾去问‘爸爸’,当时‘爸爸’有点不高兴,我没有再问。”

幼时的刘春英是个腼腆的孩子,不爱说话,这种腼腆一直伴随她到了少年和青年。面对“爸爸”的不悦,刘春英没有再问过,但此时的她,已经对自己的身世有所怀疑,毕竟她从小并没有生活在“爸爸”和“妈妈”面前。

67岁开始寻找亲父母

“妈妈”去世后,过了几年,刘春英已经长到了十七八岁,此时的她知道了自己眼前的“爸爸”并不是生父,而之前在世时的“妈妈”也不是生母。

“当时联想到自己从胶东育儿所被带到村里,应该是军人的后代。”刘春英说,那时自己年龄也小,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在哪里,尽管有村民告诉她,让她去找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但她根本不知道该去哪里寻找。

在刘春英少年时的记忆里,她所来的这个村子每到秋天和春天挂的粉条一排一排的,几乎没去过外地的她,寻找亲生父母犹如大海捞针。

直到十七八岁,她仍记得胶东育儿所里的阿姨们对她的教导“听党话,跟党走,党让干啥就干啥”。

“那时就想我既然来到了农村,就在农村待着吧。”刘春英笑着告诉半岛全媒体记者,“之后就嫁人了,嫁人后也思考过自己父母的身世,但不知去哪里寻找。”

后来,随着儿子和女儿的降生,刘春英的心思彻底沉了下来。“想找亲身父母,我去哪里找?”刘春英说,“身边还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还有丈夫,被彻底拴住了。”

找父母的心事,就这样被刘春英暂时放在了心底。之后,当儿女都成家了,刘春英的晚年也逐渐到来了。此时的她,又想起了离开她的父母。

“我从胶东育儿所里出来,有时我就在想,身为军人的父母到底去了哪里?”刘春英说,“是牺牲在战场了,还是期间发生了什么变故?”

刘春英一直相信,如果自己的亲生父母当时从战场上活着回来,不会不来接她,她猜测最大的可能就是父母牺牲在了战场上。

“想到这些,我时常落泪。”刘春英说,“为了解放事业,父母可能真就都牺牲在战场上了。”

在猜测和想像间,时间到了2015年。67年的漫长岁月,已经在刘春英的脸庞和额头上刻下了皱纹。当时,所有的家人甚至邻居都鼓励她去相关部门问问她亲生父母的情况。

“是牺牲了吗?到底牺牲在了哪里?如果牺牲了,埋葬在了哪里?”刘春英说,“父母的家在哪里,我的根又在哪里?”

于是,她带着问题,儿子带着她,母子二人从村里赶到了当时的海阳民政局等相关部门,海阳的多部门都没有查到刘春英亲生父母的相关信息,于是当地建议母子前往当时的胶东育儿所以及威海乳山市的相关部门寻源。

父母是军医和护士

母子二人曾赶到了当年的胶东育儿所,向周边的村民打听。

实际上,在胶东育儿所里长大的绝大多数孩子是有乳娘的。当年,胶东的300多名乳娘和保育员养育了1223名革命后代,她们把最后一滴奶留给乳儿吮,最后一口粮留给乳儿吃,最后一件衣留给乳儿穿,最后一丝生机留给乳儿,生死关头甚至舍弃亲生骨肉。

当日军的飞机从村子上空飞过扔下炸弹时,乳娘姜明真,为了保护八路军的后代,将自家的孩子放在一个山洞里,带着八路军的孩子逃命。次日,当她再返回山洞时,发现自己的儿子已经奄奄一息了。她抱着儿子回家,不久亲生儿子就死了。

乳娘姜翠芝用乳汁喂饱了八路军的孩子,却饿死了自己的孩子。丈夫之后牺牲在前线,她因伤心过度,短短几天时间,满口牙齿全掉光了。这样的事例,在乳山,在胶东,还有很多。

一直以来,刘春英在思考,自己是否也由乳娘养大,自己的乳娘在哪里?世事变迁,60多年过后,她来到乳山寻找乳娘,但没有找到。没有找到乳娘,却找到了大众日报上刊登的那份寻人启事。在启事上,她突然发现自己的名字叫“吴云光”。启事上写着:父吴影,母吕亭,父军医,母护士,原在机关,三纵,入所年月,一九四九、八……

这一历史印记的发现,让刘春英捶胸嚎啕大哭起来。67年了,她梦中的父母原来是军医和护士!如果他们还活着,应该是近百岁的老人了。在她看来,眼下双亲活着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应该是牺牲在战场上了。”刘春英说,“不然,父母不会把我扔在胶东。”发现父母的生前身份后,她曾思考如果父母从战场上活着回来,她的人生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

“不能不承认,我在农村吃了一些苦,命运的安排让我最终扎根农村。”刘春英说,“自己吃的这些苦,与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事业牺牲在战场的父母相比,不值得一提,况且我现在子孙孝敬,其乐融融。”

会有寻到亲人的可能

刘春英家的电视旁边,放着一张翻拍的于1953年的“纪念六一国际儿童节乳山县育儿所育儿园全体摄影”的合影。在这张合影中,幼小的吴云光坐在前排目视着摄影师的镜头。每每看着这张照片,看着照片上的自己,她的思绪就回到了育儿所的童年。夜深人静之时,她会想起育儿所里阿姨教他们唱的歌:弟弟疲倦了,眼睛小,眼睛小,要睡觉,妈妈坐在摇篮边,把摇篮摇。我的小宝宝,安安稳稳快睡觉。

唱着这些歌,回想当年的峥嵘岁月,想象着倒在敌人炮火下的父母,刘春英有时热泪盈眶。

乳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何彤彤,认真记录并采集着刘春英向她诉说的在育儿所的每一个细节。

尽管刘春英没有找到父母找到亲人,但在推动此次寻根计划的山东艺术学院教授常秀芹看来,只要各方都去努力,相关部门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和途径帮他们找寻,相信刘春英以及青岛的于致荣、淄博的刘云明、烟台的李丽惠和威海的冷传杰,会有找到根、寻到亲人的可能。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乳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姜明涛说“他们的先辈战场上流血牺牲,想方设法为他们寻根是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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